在講美中的貿易戰之前，讓我們先來看一下過去的歷史。
1971年是美中關係轉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那一年，美國總統尼克森為了圍堵蘇聯，派遣國務卿季辛吉密訪中國，自此，兩國關係開始好轉，之後，美國對於中國一直有一個期待，認為只要幫助中國融入美國在二戰後所建構的國際體系，讓中國能夠從中獲得利益，擺脫貧困，中國就會成為這套國際體系支持與穩定的力量，甚至，還能讓中國在政治上產生質變。
很明顯，這是美國對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不夠瞭解，且過於一廂情願所做出的誤判。歷史上，中國向來都是以天朝上國自居，對於自身文化有強烈的優越感，對於周遭民族則多所鄙夷，中國式的民族融合也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美國式民族融合大相逕庭，在美國，多樣性的民族文化隨處可見，而在中國，民族融合則大多是透過抹殺別人的歷史、語言與文化來進行。在對外關係上，中國長久以來已經習慣認為自己應該站在發號施令的位置，而非聽人號令，所以即便二戰後美國所制定國際體系讓中國受益匪淺，中國也不會甘於長久服膺在他人所主導的遊戲規則之下，鄧小平當年為中國所定下的方針是「廣積糧，緩稱王」，然而，緩稱王絕對不是不稱王，這也注定了中國在國力增強後必然會衝撞美國在全球所建立的體制。只是，當年的美國人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2001年，中國在美國支持下加入WTO，這被公認為是中國經濟在過去10幾年能夠快速成長的主要原因，這點，即便在中國國內都是無庸置疑的共識。成為WTO的會員國，等於全世界都對你開放市場，但相對的，基於平等互惠，你也應該向世界其他國家開放自己的市場，這才符合公平原則。中國在加入WTO的談判中，也確實做出了開放市場的承諾，然而，如果在中國眼裡，對於香港的中英聯合聲明都可以當作是歷史文件來看待的話，那麼加入WTO時所作的承諾自然也就是拿來違背用的。中國在WTO的體制下很巧妙的利用了自己開發中國家的身分，在很多領域中規避或拖延自己開放市場的義務，例如，外國企業要進入中國的金融、汽車和醫療等市場，根本困難重重(這是中國加入WTO時所作的承諾)。你或許會問，中國不是有開放台灣的銀行去中國設立分行嗎？沒錯，是有，但是我必需告訴你，限制很多，光是台資銀行在中國不能收存款，資金只能向中國的中國國營銀行拆借，這種極為不公平的作法，就讓台系銀行在中國不是與人競爭，而是仰人鼻息。
直白來講，中國的做法就是盡量多拿好處，盡量少負義務，更扯淡的是，很多明明是當初談判時所約定好要開放的產品，到了人家要進來時，卻又搞起文字遊戲，用「品名不符」作為藉口硬生生攔下。這種吃人豆腐的作法引起很多歐美國家的不滿，但中國應對方式不是打馬虎眼，就是拖著不理，反正WTO對於不守信用的人也沒辦法做出什麼實質的懲罰，其他國家雖然不滿，卻也無可奈何。而更諷刺的是，中國還時常對外宣稱自己是「貿易自由」的國家，這點也讓歐美日等國相當疵之以鼻。
中國在經濟發展初期，有幾項優勢，第一是人很多，第二是人很窮，這兩樣加起來就是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動力，再來是環保法規寬鬆，最後則是有前人的足跡可以依循，共產黨口中所謂的「摸著石頭過河」其實純屬扯淡，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走的就是當年台灣代工出口的那一套。憑藉這些優勢，中國開始吸引到很多製造業進入設廠，也奠定了之後成為世界工廠的基礎。
從毛澤東的鎖國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由於中國的規模太大、人口太多，所以當中國走入美國所主導的世界體系後，必然會對原有的均衡產生重大的影響，企業主與股東會是得利的一方，因為中國所提供的廉價生產要素有助於企業獲利，而大多數的薪資階層，尤其是低技能且替代性高的勞工則是受損的一方，你可以想像，當原有的體系忽然湧入了超過10億的勞動力時，你很難期待薪資成長不會受到壓抑。而在各國勞動市場中，受影響最深的莫過於台灣，原因很簡單，第一，離的近，第二，同質性高(語言、文字相通)，台灣製造業廠商進入中國的障礙絕對低其他國家。個人認為，這是台灣過去20年來無論是誰執政，薪資始終停滯甚或倒退的主要原因，無論不同的政黨或政治人物之間如何互相攻訐，這個結果在中國結束鎖國後就很難扭轉。
台灣低薪在2000年到2008年這段期間還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主要是因為這段期間大多還算屬於低房價時期。然而，2008年二次政黨輪替之後，點土成金的遊戲又開始大行其道，簡單說一下這個遊戲是怎麼玩的，掌權的政客手裡擁有三項法寶：土地徵收、決定公共建設以及變更地目的權力。由於政客沒辦把自己開發蓋樓，所以一定會把建商拉進來，先透過徵收或其他手段替建商和自己低價圈地，然後變更地目(例如農地變建地)，接著放出公共建設的利多，建商則配合開發建案，於是原本不值錢的農地就變成了價格高昂的住宅或商辦，最後建商大發其利，政客也透過原先低價圈的地或是建商回饋的樓，賺得盆滿缽盈。在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前，這套點土成金的發財秘及就曾經讓台灣某個政治人物，創下公務員致富成為億萬富翁的經典傳奇。
當然，要把2008年以後的房價暴漲全部歸咎於當時政客與建商的勾結炒房，其實也不盡公平，畢竟2008年後在美國量化寬鬆，世界各國央行寬鬆貨幣的情況下，幾乎全球各地的房市都在上漲，然而，國民黨政權對於炒高房價有沒有推波助瀾，甚至從中獲取利益，答案其實也不言可喻，最好的例子就是當時桃園的副市長用低價圈購了不值錢的水塘地，然後畫進航空城，意圖或取暴利。
當然，主政者敢這樣玩，他打的算盤是，台灣自有房產比率高達8成，他們認為炒高房地產為自己口袋賺進大把鈔票的同時，這些有殼族也會受益，不會成為反彈力量，再者，炒高房價也有美化GDP的效果，例如今年和去年一樣都是蓋一間房，去年房價1000萬，今年1200萬，一樣都是蓋一間房，GDP可是成長了20%，而且這20%還是實質GDP的成長，因為實質GDP成長率的計算，是用名目GDP成長率扣掉通膨率(CPI年增率)，而房價的上漲並沒有包含在CPI的計算之中。
這套理論確實在某段期間內成立，但是所謂飯吃七分飽，凡事不要做的太過，否則就很有可能會遭到反噬。如果說台灣2000年到2012年的問題是低薪，那2012年後所面臨的問題就已經是高房價加低薪兩頭燒了。馬政府在第二任末期意圖透過推行自經區，鬆綁中國勞動力來台工作的政策，則無疑會加深對於低薪的憤怒與恐懼，關於這個政策，我曾經作過一個比喻，有兩個燒杯，一個容量較小但裡面水位較高，代表台灣的薪資，一個容量較大但水位較低，則代表中國，原本在勞動要素不能自由移動的情況下，讓兩國的薪資水準可以有高低不同的差異，而當年的自經區政策就如同要在這兩個燒杯中間搭上一條管子，那麼結果是台灣把中國的薪資水位拉上來，還是中國把台灣的薪資拉下去，答案應該無需多作說明。當低薪問題惡化，而房價又高到難以忍受的臨界點時，最後的結果大家都知道，年輕世代徹底反撲，最後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而前面理論中所提到的那8成有殼族，最終也沒有成為支持國民黨的力量，因為他們也有孩子，也看的到孩子所面臨的困境。
前面提到，炒高房價雖然可以在一段時間內有吃興奮劑般的效果，但是這種效果往往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原本，一家商店所創造出來的收益，是由店老闆、房東和員工以合理的比率內分配，商業活動也可以健康發展。然而，在房價炒高上翻好幾倍後，分配的比率就會開始大幅向房東傾斜，而嚴重壓縮到店老闆和員工的空間，其結果就是：中、小型商店全面蕭條困頓。這個困境並不會在房價上漲的初期就浮現，主要是因為通常店面在打租約一次都是5年10年起跳，所以具有遞延性，因此房價上漲初期並不會顯現，然而當租約到期時，店租往往會以令人瞠目結舌的幅度跳漲，有些店家希望以漲價方式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此舉引發消費者的責難與攻訐，有些店家則是乾脆關門，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過去兩年就曾經出現過的幾波關店潮。
離題了，而且離好遠，我明明是要寫美中貿易的阿…
好吧，讓我們把場景拉到美國，2001年中國加入WTO時，一般美國的普羅大眾大多同時擁有三種身分：員工、消費者與股東。
而同一個人在這三種不同的身分中，會有不同的追求目標，身為員工你會想要追求高薪，身為消費者你會想要追求便宜，而身為股東的你則會希望公司賺更多的錢讓你分紅。然而遺憾的是，在很多時候，這些目標之間的關係是相彼此牴觸的，當時美國的情況就是如此，消費者要求店家東西要賣得便宜，股東要求企業多賺點錢讓他分紅，這樣的訴求碰到中國開放製造投資的結果，就是產業為了降低成本而外移，以及進口低價商品的沃爾瑪崛起。身為消費者和身為股東所追求的目標達到了，然而，製造業外移與低價品大舉進入，同時也讓美國的工廠和小型商店關門，身為員工所想要追求的高薪目標不但難以達成，等在眼前的還可能是失業。
當然，一開始，在低廉物價為整體社會所帶來的邊際效益大於失業問題的邊際損害時，這不會是什麼太大的問題，且2000年到2008年美國房市快速飆漲的期間，房地產部門也吸收了大量的就業人口，因此並未引發太多反彈，整個世界的運作也就開始形成我們所熟知的「中國製造─美國消費」模式。中國從對外出口嚐到了甜頭，而中國央行為了壓低匯率使出口持續保有競爭力，就必需大量買進出口商拋匯所賣出的美元，來阻止本國貨幣升值，其結果就是外匯存底不斷累積，在2014達到4兆美元的高峰。
當然，這些外匯存底不可能以現金的方式擺在金庫，必然要以具有收益率的資產形式來持有，而這個資產就是美國政府公債，也因此形成了中國持續大量借錢給美國，來讓美國用來購買自己出口產品的現象，而在美國這一端所呈現出來的，就是高額的雙赤字：貿易赤字與財政赤字。
誠如前面所說，這套模式在運行的初期還算順遂，然而，所有的模式都會有走到盡頭的時候，美國的雙赤字不可能無限延續，而中國持有的美債也不可能無限擴大，當失去就業機會與企業全球化導致貧富不均所造成的邊際損害，超過廉價商品所代來的邊際效益時，這套制度勢必遭到挑戰，而民主國家用來表達反彈與憤怒的最佳方式就是選舉，其結果就是：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川！普！居！然！當！選！惹！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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