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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族」這個名詞源自中國,指的是從中國其他地方到北京(或一線城市)工作謀生,卻因為沒有戶籍,而過著如同次等公民般的人群。中國的戶籍制度要追溯到毛澤東時期,當時因為採行計畫經濟,因此對於人口流動有相當嚴格的控管,後來隨著經濟發展,雖然有放寬人口移動的限制,但從鄉下或貧窮省份到都市工作的移工,要取得當地的戶籍卻仍然難如登天。有沒有取得戶籍的差別在於,沒有戶口,你無法在城市中享有勞健保等社會福利,也很難將自己的孩子帶在身邊,因為他們很難在城市中就學,於是,大量的孩童被留在鄉村交由祖父母照顧,由於與父母相隔兩地,一年可能見不到幾次面,加上鄉村的教育資源不足,及祖父母年邁無力管教等因素,因此形成了十分嚴重的「看守兒童」問題。 

來自鄉下的移工,他們在城市裡的日子也不好過,中國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房價,比起台北不遑多讓,甚至尤有過之。以中國目前約8,000多美元的人均GDP來看(大概只有台灣的1/3),很難想像這些貧窮的移工要如何以微薄的薪資,在房價比台北還高的城市裡生活。關於這個問題,一個來自法國的記者,派屈克‧聖保羅,在他的著作「低端人口」中,描述出了一幕幕相當寫實的答案。

1969年,中蘇因為領土問題交惡後,毛澤東害怕蘇聯報復轟炸,因此不惜勞民傷財,在北京地下挖掘出一個龐大的地下防空體系,被稱之「北京地下城」。這個地下城現在有一部分被開發,成了觀光景點;但也有許多的地下防空洞,變成了移工住不起房子下的棲身之所。這些地下空間環境惡劣,潮濕、擁擠且充滿霉味,住在這裡的人被戲稱為「鼠族」,因為他們就如同老鼠般,住在陰暗的地下空間裡。然而,一個城市要能夠順利運行,有很多工作也必需有人做,水溝塞了、路樹倒了要有人處理,餐廳碗盤也要有人清洗,鼠族們承擔著這樣的工作,沒有他們,整個城市的運行就可能會陷入停擺。但不幸的是,他們在城市裡卻是備受歧視的一群,除了國家戶籍制度對其不公外,還被貼上貧窮、骯髒、讓城市蒙羞等標籤,甚至在北京舉辦奧運時,官方還以「有礙觀瞻」為由,將其無情驅趕。

「低端人口」這本書裡面沒有什麼艱澀的都市變遷理論,也沒有複雜的統計數據,其所描寫的,是作者親自身歷其境,到這些防空洞中所採訪的心路歷程。而我寫這些,其實想說的是,「北漂」這個詞,在中國代表的不單是農村人口移動到都市就業的現象,背後還有移工遭受國家制度霸凌、生活困頓,以及自尊遭受踐踏的無奈。雖然台灣許多媒體與政治人物借用了「北漂」這兩個字,用來形容台灣南部人到台北工作的現象,但兩者之間其實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在台灣,北上工作並不會有前面所說的勞健保、看守兒童等問題,而社會歧視問題即便存在,卻也相當輕微。

當然,台灣確實存在年輕人口北移的現象,這個話題之所以被炒熱,也與高雄的人口數被台中超越,而失去第二大城的地位有關,然而,如果你把歷年台中與高雄的人口走勢圖攤開來看(數據皆為原縣市地區合計),就會發現,其實台中從民國70年或更早之前開始,人口的成長速度就比高雄快,90年以後雖然成長速度放緩,但高雄則幾乎已經陷於停滯。由於人口趨勢在40年前就已經呈現這樣的走向,因此,台中人口在現在這個時間點超過高雄,說實在,也並不是什麼太過讓人訝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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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高雄的人口成長為什麼會比較緩慢,並且比台中早一步走向停滯及衰退呢?重工業城市尋求轉型,在排斥高汙染產業與找尋新產業替代時,會出現青黃不接的困境,這是我們最常聽到的答案。這個說法固然沒錯,但比較適合用來解釋民國90年後至今的情形,比較無法說明90年之前高雄人口成長較為緩慢的現象。我認為,這個問題還有另外一個較少人注意到的答案,那就是長年以來,大學教育資源的分布不均。下面這張表是台灣主要國立大學設立的時間與地點:

學校名稱

在台灣的設立時間

設地地點

台灣大學

1928

台北

政治大學

1954

台北

清華大學

1956

新竹

交通大學

1958

新竹

成功大學

1931

台南

中央大學

1962

桃園

中興大學

1919

台中

中山大學

1980

高雄

中正大學

1989

嘉義


我本身也是從高雄到台北工作,但我離開的時間點並不是在出社會工作的時候,而是早在高中畢業後就已經北上,不只是我,我身邊的同學,乃至我父母那一代的人也是如此。如上表所示,高雄的國立中山大學是在
1980年才在設立,因此對我父母那輩的人來說,如果不選擇技職或師範體系,而是想走大學這條路的話,那麼,北上當然是必然的結果;到了我們這一輩高中畢業的時候,專科改制成科技大學的浪潮還沒出現,因此,如果分數不夠,科系志向不合或是其他因素,而無法就讀中山大學或義守大學的話,那麼自然也只能向北漂移。

不是我們愛漂,而是選擇本就不多。 

除了前身是日治時期學校改制的台大、成大和中興以外,可以看到,1950年代和1960年代,政府所設立的國立大學主要都集中在北部,對於台中和高雄這兩個人口超過百萬的大城,都吝於投入大學教育資源,但台中比高雄幸運的是,台中除了中興大學外,還有在1955年及1961年設立的老牌學校,私立東海大學和逢甲大學,以及早年由修女會創立,後來搬到沙鹿的靜宜大學。

我們都知道,人會跟著工作跑,而企業要選擇在什麼地方設廠,除了土地取得、稅賦與交通條件外,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當地容不容易招募到所需的人才,對高階產業來說更是如此,就像竹科之於清華與交大,矽谷之於史丹佛一樣,學區的存在,與公司進駐和產業聚落的形成息息相關;相對的,一個城市如果沒有大學院校,那麼離鄉在外求學的孩子,就可能因為種種因素畢業後在當地落地生根,在人口趨勢上自然不利。這是高雄現在陷入人口衰退及老化的遠因,即便後來出現陸續改制成立科技大學,讓高雄大專院校的數量後來居上,但時間點太晚,產業聚落已經形成,台灣也已經告別高速成長的時期,因此很難對人口趨勢產生改變。

很多時候,一個現象的形成,背後可能有長遠且複雜的因素。北上工作難免會有一段辛苦的時期,我自己也曾經歷過,而且隨著房價炒高,越晚上來的就越痛苦,對於被高昂居住成本壓到喘不過氣來的所謂北漂族來說,會抱怨為什麼家鄉沒有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並不是一件難以理解的事,而這種氛圍在8年級後的年輕世代族群裡可能更為明顯,因此,要將複雜的人口現象包裝成簡單的政治標語,撩撥起對於現狀的不滿,也並非是一件太過困難的事。

最後,多年來的選舉,無論是當年說的「又髒又臭」,或是現在講的「又老又窮」,我對這些標語其實頗為反感,你可以說這只是描述現象,可問題是,孰令致之?當然,我也明白,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必然要有地區承擔工業化汙染的負面影響,對於重工業城市的定位,高雄也不是沒有抗拒過,1987年就曾經因為五輕而爆發大規模抗議,但無論願意與否,結果已是如此。

政治資本總會有燃燒殆盡而消逝的一天,年輕的世代可能沒有經歷過高雄高度汙染的時期,又或者已經不復記憶,不過對我來說,當年水泥業的大肆開發,讓半屏山被剷成「半平山」,發臭的河流與飄著異味的空氣,以及在台北捷運通車時,等了一個小時卻還上不了車的機場幹線,更不用說公車上到處充滿被劃破的椅墊和立可白的塗鴉,這些場景雖然已經遙遠,但逐漸模糊的畫面卻也沒有那麼快從腦海中消失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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