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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孝海與小三子都是第一次見識到這種新式的買賣方式,貨主只要把貨運到碼頭旁的銀莊或航運公司的倉庫,買賣雙方不用冒風險身懷鉅款偷偷摸摸的進行銀兩交付,由銀行、銀莊與第三國領事館出面公證,就可以和完全陌生的買賣對手進行交易,黃孝海雖說見多識廣,但也不免佩服這種國際匯兌與貿易的安排,換成是他大概只能運用古老的方式,請老闆二重吉統大老遠的帶著大批銀兩搭著船冒險前來,而自己在還沒交付貨物之前,也得必須聘請大量人手看管貨物的安危,畢竟阿片在當年可說是視同現金,容易受到他人覬覦與搶奪。

 

二重吉統一邊取出商社的印章和台灣銀行簽訂交割合同,一邊轉過頭告訴黃孝海:「其實從頭到尾我一毛錢都沒出,買貨的款項全部都是台灣銀行先墊付,拿到銀莊的款子後立刻償還,而且還透過台灣銀行幫我運送棉籽回大阪賣掉,順便將賣出棉籽的貨款拿去清償我在大阪棉花交易所的債務,剩下的結餘款直接匯到基隆銀行的公司帳戶內,你說方不方便。」

 

聽了這番解說後,黃孝海一付心嚮往之的神情:「難怪你們日本商人相當樂意配合政府政策的腳步,如果我們中國政府也有這種觀念與實力的話,我們商人就方便多了。」

 

「你們中國人常說商人無祖國,其實是種很無奈的說法,作生意的商人需要強盛的國力作後盾,你們支那人.....」黃孝海聽了這番話,神情顯得相當沉重,二重吉統這才知道自己這番話已經刺激了這位好友兼生意夥伴,便閉嘴不再多談。

 兩人從學生時代就不斷地爭辯哪一種資本主義比較適合亞洲,二重吉統是典型的日本政商主義擁抱者,由商人與實業家到處開疆闢土,從事有益於日本國家發展的生意,他認為國家要當商人的強大後盾,商人是國家力量的先鋒,必要時,得動用政府的力量如政治力甚至武力,來排除貿易障礙。而黃孝海則嚮往猶太人經營生意的方式,他認為生意人和遊牧民族一樣都是逐水草而居,哪邊有便宜的貨,哪邊有比較好的銷貨管道,哪邊有便宜的物資或工資,商人就往哪邊去,但商人得自行承擔各種風險,至於政府的角色,黃孝海認為政府別對生意人瞎折騰,別三天兩頭地搞內戰就好。

 

兩人講到這裡,都不約而同的想起當年在東京一起念書的往事。

 

只是他們都沒有注意到坐在對面的那一桌的人,正在虎視眈眈地盯著他們。

 

              辦妥了交割,二重吉統整個人感到放鬆起來,點根紙菸坐在台銀貴賓大廳的沙發上吞雲吐霧起來,在一旁作陪的黃孝海打破了沉默:「二重兄,你是不是該按照約定去幫我的人辦護照。

 

黃孝海動用整個家族十幾個壯丁,不惜代價犧牲老家棉田的所有收成,冒險幫軍閥運送阿片,幾百里沿路收購棉籽給二重吉統去填補期貨炒作虧損,不求任何報酬,只為了想要透過二重吉統幫助他們取得到台灣的護照。黃家在江西經營棉被與棉花生意已經好幾代,但從十年前開始,整個江西陷入內戰的狀況,先有中原內戰,後有國共內戰,黃孝海早就想把黃家的產業移到比較安全的地區。

 

早些年先把位於于都贛州的棉被工廠移到比較安全的龍南(位於江西南邊靠近廣東一帶),但整個中國華南地區由於陷入長期戰火,就算保存了廠房機器,生產出來的棉被根本乏人問津,戰區與戰區邊緣的人連吃飯都成問題,哪還有人有閒錢添購新便被。腦筋動得快的黃孝海,找上昔日一起在日本唸書的老同學二重吉統,提議幫他代工,但由於戰區棉花生產供應經常出現斷鍊情形,從江西把棉被運出來的交通更是經常受到戰火波及而受阻,不管是運到廣東還是福建,黃孝海早就想把整個家族事業移到台灣。然而當時中國人要進入台灣相當困難,不像東南亞,搭條船過去,只要沒有死在海上,基本上就算移民成功,到台灣必須辦妥入境護照,且偷渡不易,一上船就有日本領事館的特務、水上警察等人一關一關地盤查,別說偷渡一個人,連想夾帶一條狗都會被發覺。

   當時,中國人想要取得進入台灣的護照相當困難,除非有大型且經官方認證為重要產業的株式會社出具「勞動聘用書」之類的文件,才能獲准入台。於是二重吉統和黃孝海談好條件,黃孝海幫他渡過填補期貨虧損的難關,他則出具證件讓黃家十幾個壯丁以及工廠設備全部移到基隆,到了基隆,十幾個壯丁全數由羽二重公司聘用,擔任棉被廠與棉田種植的工作。

       「有那麼急嗎?」始終認為與黃孝海之間的關係並非建立在彼此互相利用之上的二重吉統,口氣有點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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